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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講師職稱晉升之痛


  這個暑假,華中地區一所重點高校教師張放的生活有些不一樣。
  沒有像往年一樣備課做教案,實驗室的工作也開始收尾交接,32歲的張放需要打點行裝,告別妻子和兩歲的小孩,前往英國進行為期一年的訪學。
  5年前張放在這所985高校博士畢業後留校,工作至今發了6篇SCI(科學引文索引)論文,參與過國家自然基金課題和973計劃項目——初評時,學院一位老院士對此項目贊不絕口。
  本以為今年的職稱評審十拿九穩。讓人意外的是,張放最終倒在了學校人事處的終評環節——學校評副教授的標準又變了,“今年起,沒有出國經歷一票否決”。
  張放的遭遇不是個案。
  “青椒”,是網絡上對88萬(教育部截至2011年底的統計)高校青年教師的戲稱。這是一個占全國高校教師總數超過60%的龐大群體。他們大多出生於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前期,寒窗苦讀20餘載終在高校謀得一席教職。
  中國青年報記者在全國多所大學採訪發現,隨著近年來高校大擴招,加快引進年輕師資,在嚴控職稱比例的背景下,副教授職稱是僧多粥少,講師晉升成為了校園裡一場“慘烈”的爭奪戰。
   不斷長高的“職稱牆”
  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周光禮教授的調研中有這樣一個案例:華中地區一所著名高校的外國語學院,大約有講師100多人,每年獲得學校副教授的指標始終保持在兩三個,院長無奈戲謔,要把現有老師副高職稱解決,“看來只有評到本世紀中葉了。”
  2012年底《教育部關於做好高等學校副教授評審權授予工作的通知》顯示,依然適用1986年3月出台的《高等學校教師職務試行條例》的規定:博士畢業兩年,就有資格評副教授。但這樣的規則在高校已經不斷升級,“現在能進大學的基本門檻就是博士,指標有限,評審自然‘水漲船高’”。
  周光禮教授介紹,目前,國內多數高校的教師崗位主要分為三類:教學科研崗位教師、專任教學崗位教師和專任科研崗位教師。但在教師聘任上,每類崗位的考核標準並無明顯差異。
  而科學研究在高校也越來越受重視,發表高水平論文、出版專著、國家級科研項目、省部級以上獎勵等等都是其主要考核指標。
  評審中不斷上演的升級版則讓人眼花繚亂。
  以論文發表為例,從最早的要求有兩篇以上論文發表就行,到論文等級不斷提高,要求必須是SCI(科學引文索引)、EI(工程索引)、CSSCI(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檢索的論文,數量要求也在不斷攀升。
  張放的博士班同學在另一所高校任教,學校規定要有出國經歷,考慮家裡經濟條件,這位同學自費10多萬元去了臺灣,沒想到剛剛結束訪問學者返校,就得到新消息:規則改成新疆等邊遠地區支教半年以上就行。
  論文的標準也常變動。有時規定年限,今年的算,去年年底的就不算;有時變標準,今年這個期刊上發的論文屬於核心,明年評委換了,又不是了。
  梳理多年來副教授評定條件的變化,周光禮教授對現在的講師們深表同情,“基本來說,如今,985學校最終通過評審的副教授,其難度已經大過了評教授。”
   全部精力用在教學上,是“毀滅自己,照亮別人”
  2009年,張智傑從一所985高校博士畢業,正式踏入大學講師行列。
  從農村到一線城市,從學生到大學教師,剛入職那會兒,張智傑覺得自己的人生“十分圓滿”,她要做的,就是將自己近10年大學生涯學到的東西,好好“倒出來”教給自己的學生。
  為此,她四處聽課、向老教師求教,專門買了相關書籍為教學技能充電。
  做課件,講課,評課,佈置作業,課堂測試,期末考評……張智傑將自己的精力幾乎都投入到了教學中。
  在第一學年學生測評老師的打分中,張智傑以平均92分的成績排在院里所有青年教師的前列,“很累但覺得十分幸福”。
  然而,“幸福的日子”卻在一次無意看到評選副教授、教授的考評實施辦法後,戛然而止。
  張智傑清楚地記得,15頁的考評材料里關於闡述教學成果考核部分的筆墨不到兩頁,剩下滿眼都是“論文、項目和著作如何分級別加分”的詳細闡述。
  教學成果考核寫在文件細則的最前面,但加分項包括:獲國家級、省級——優秀教學成果獎、優秀教材獎、教學競賽獎、精品課程獎、優秀名師稱號等。
  “一個剛工作的講師,怎麼可能開設出國家精品課程或者獲得名師稱號?”張智傑瞬間明白,經常找她代課的同事的時間去哪兒了。
  在一次與已經擔任博導的師兄通電話時,對方直接“劇透”:只要不出教學事故,不被一票否決,課好課壞影響不大。
  剛成為大學教師那會兒,張智傑覺得肩上擔負著光榮與使命,“一面挑著學生明天,一面擔著祖國未來”。
  這種光榮甚至影響到了張智傑老家的村民——每當村裡有人辦喜宴,張家人往往都會被安排在上座。
  可如今,“理想還是敗給了現實”。
  而今,張智傑逢人都這樣告誡:“教學是良心活,但更重要的是科研。”她的主要精力也已經從教學轉移到了寫論文、四處求人發論文。
  幾年前,雲南大學一位副教授坦然承認:大學教師如果想順著“金字塔”發展,做好教學是基礎,但一生把全部精力都用在教學上,是“毀滅自己,照亮別人”。
  激烈的競爭下,高校的講師們還能有多少心思放在教學上?
  近日廣受關註的清華大學女講師方艷華轉崗事件中,世界各地畢業生髮來50多封共計4萬餘字的請願書,有學生在一篇日誌中感慨:“清華學術大牛越來越多,教書教得好的老師卻感覺是越來越少。很多老師忙發論文,忙拉課題,忙培養研究生,真正能在培養本科生上花這麼多時間而且又如此優秀的老師,很少很少了。”
  “牆里牆外大不同”
  32歲的黃建林是中部某著名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的副教授,回想一年前的參評經歷,她至今覺得緊張複雜程度“堪比電視里的諜戰劇”。
  從一個職稱到另一個職稱,黃建林總感覺有種說不清楚的東西,私下裡,黃建林把它描述為一堵牆,“牆和城不一樣。圍城是有人想進來,有人想出去。而翻過了這面牆,安全著陸,就沒人再想翻出去”。
  牆內的風景美不勝收。
  首先是名,“評上副高,才能被稱為專家,進入高級知識分子系列,可以在全國流動,有進一步提升的可能和社會名譽。”
  更直觀的體現在於利。
  錶面看來,似乎只是工資條上的差別:做講師時,黃建林的年薪接近8萬元;在升為副教授後,年薪超過10萬。
  更豐富的內涵則是,有資格帶一幫研究生幹活,這都是收入的一部分;可以獨立申報課題項目,可以成為評審專家……
  周光禮教授將之總結為“馬太效應”。
  一個典型的細節是,一些學術期刊編輯看文章時,要看是不是副高以上的。同樣一篇論文,如果署名只是一個講師,編輯可能看都不看就丟到垃圾筐里。
  現實中,大學青年教師形容“三座大山”讓他們喘不過氣來——教學、科研、房子,這背後,如影隨形的就是職稱。
  周光禮教授介紹,世界上所有的國家,從博士畢業剛入職到爬到教授職稱,收入差距最小的是加拿大,最大就是中國。
  在中國,本來老師的工資就比較低,副教授是個門檻,評不上就關係到教師的生存,“不僅養家糊口不行,還會教職不保。”
  兩年前,由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廉思老師領銜的《中國高校青年教師調查報告》為此寫下註腳。該調查覆蓋了北京、上海、武漢、西安、廣州5個城市供職於包括985高校、211高校、普通高校、大專院校和成人/民辦高校在內高校的5138名青年教師。
  該調查顯示,作為近九成擁有博士學位的高知群體,高校青年教師是高壓人群。72.3%的受訪者直言“壓力大”,其中36.3%的人認為“壓力非常大”。
  調查稱,多數高校青年教師都是“月光族”,每月能有結餘的只占31.3%,23.7%的人收不抵支,11.8%的高校青年教師工作前幾年主要靠父母和配偶支持。
  由於生活壓力大,不少高校青年教師不得不從事各種兼職,以代課、培訓、承攬項目等方式貼補家用,甚至有14.2%受訪者以兼職收入為主要經濟來源。
  時至今日,這種狀況依然沒有得到明顯改善。
  說起幾年前學校40歲以下的青年教師座談會上的一個故事,華北地區一位教授唏噓不已。
  一位年輕的講師掰起手指算賬,扣公積金、扣稅、扣房租,一個月拿到手的錢不到3000元,所謂的年終獎要靠天收,為了養家糊口,只有沒日沒夜的在實驗室里幹活。
  這位時年35歲的老師擔心哪天猝死在實驗室,每個月專門花600多元買了一份保險留給女兒,“說著說著,他已經潸然淚下。”
  (應受訪者要求,張放、張智傑、黃建林為化名。)
  本報武漢8月13日電  (原標題:青年講師職稱晉升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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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城管徵地強拆被打死 申報烈士引發爭議


  8月1日上午,吉林省吉林市龍潭區江北鄉八家子村徵地拆遷的過程中發生了一起慘案。執法大隊與村民發生衝突,龍潭區城管執法大隊大隊長邵罡被砍傷,經醫院搶救無效死亡。另外8名執法隊員和2名村民受傷。
  強制拆遷引發衝突 城管隊長被砍身亡
  然而,此事過去一周的時間之後再起波瀾,有媒體報道說,官方打算追授邵罡二等功以及上百萬補償款,但是當地宣傳部門立即否認了這個消息,並表示,目前只是打算為殉職的邵罡申報烈士。但消息一齣就在網上引起了一些爭議。
  有律師認為,裁決書已經過期,強制徵地是違法行為。有村名還說是城管先動的手。還有網友發帖說,八家子村徵地從2010年至今就一直糾紛不斷。那麼,慘劇發生的背後,到底有怎樣的來龍去脈?
  吉林市八家子村原先的許多土地,如今已經有了新的名字——吉林市化學工業循環經濟示範園。慘劇發生的地方,四周都已經是現代化的工廠和正在開工建設中的廠房工地,繞過幾個人工堆成的土丘,能夠看到幾片莊稼地,莊稼地旁的臨時窩棚外掛著“誓死保衛土地”的橫幅。年僅42歲的邵罡就倒在了這裡。
  吉林市龍潭區拆遷辦主任孫海濤向記者介紹了當天的情況:“我們是根據龍潭區法院的裁定書對這個地方依法執行,到現場之後,城管執法大隊大隊長邵罡領著執法人員在設立警戒線的過程中,突然之間,村民就非常不理智地發生了暴力抗法的案件。”
  孫海濤的介紹與吉林市發佈官方微博的公告基本相同,然而在村民依玉成的敘述中,8月1日上午發生的事情卻是另外一個版本。他說,是執法隊先動了手,用滅火器往村民身上噴,村民被噴急了,就動刀砍了。慘劇發生後,參與衝突的10名村民被帶走。
  村民認為強制拆遷毫無道理
  據拆遷辦主任孫海濤介紹,事實上,八家子村97%的村民都已經簽訂了拆遷協議,只剩下此次涉事的十幾戶。而依玉成卻說,村子里尚有四分之一的村民沒有同意拆遷,包括自家在內的17戶村民從2012年開始不斷上訪、訴訟,然而卻始終沒有得到滿意的答覆。而孫海濤說,這是因為村民們所提出的拆遷補償要求實在太高,此次執法是不得已情況下的依法強制執行。
  17戶村民的律師認為,拆遷人員的法律依據根本站不住腳。因為17戶村民已經對拆遷的行政裁決進行訴訟,二審開庭在即,此時的強制執行毫無道理。
  城管人員暴力執法該不該追認烈士?
  徵地標準是否合規、是城管暴力執法還是村民挑釁在先,相信這些都會隨著事件的調查有一個公正的結論,但42歲的邵罡,生命卻永遠定格在了那天上午。孫海濤說,市裡有意追認邵罡為烈士。
  雖然“拆遷遇害被追認烈士”的消息在網絡上引起了一些爭議,但事實上,在北京、沈陽等地,已經有多位因公殉職的城管人員被追認了烈士稱號。一位不願具名的法律專家表示,在合法的執行公務的過程中因公殉職,城管工作人員是符合追認烈士的條件的。在最新公佈的《烈士褒揚條例》中,已經將可以授予烈士稱號的群體,從軍人警察擴大到了所有公民。
  據中國之聲《新聞縱橫》  (原標題:吉林城管徵地強拆被打死 申報烈士引發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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